那一年，沿图们江旅行（下）

刘文军（好望角）

防川，鸡鸣三国之地

对我来说，年的长春会议有一个重要收获，那就是会后随部分专家沿图们江下游进行了一次实地考察。

那时候还没有高速公路，会议主办方联系到一架部队的苏制图系列小飞机，由长春飞往延吉。这种飞机只有20几个座位，机上只有两个驾驶员和一个空姐。飞机起降不稳，航行中晃晃悠悠，发动机轰鸣声不绝于耳。我以前没坐过几次飞机，更不用说坐这种蚂蚱一般的小飞机了，一路上提心吊胆，直到飞机在延吉军用机场着了地，一颗悬着的心才放进了肚里。

延吉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首府，鲜族风情十足。当天晚上，我们来到一个朝鲜屯，尝地道的朝鲜冷面，听《阿里郎》《红太阳照边疆》和《桔梗谣》，与村民手拉手，围着篝火跳欢快的鲜族舞蹈。那时候旅游业还没兴起，商业化气氛不浓，吃到的、听到的和看到的都是原汁原味。直到今天，我一听到来自延边的“阿里郎组合”用三声部唱起这几首鲜族歌曲时，都会想起20多年前的这次延边之旅。

第二天一早，一行十几人乘车来到中朝边界的图们，先参观图们边境口岸，然后沿图们江畔的边防公路一路行驶，来到珲春，最后到达边境线上一个叫防川的小村子。由于路况十分糟糕，汽车一路上颠簸不停，让车上人吃尽苦头，但那时候，人人都被激情和梦想充盈着，有一位老专家在车上说：“为了图们江通航，就是走搓板路也值得。”听起来是句玩笑话，但却是这些老专家们内心的真实想法。

防川村是图们江中国段的终点，位于中、俄、朝三国交界处，有“鸡鸣闻三国，犬吠惊三疆”之称。登上附近山坡的瞭望台，可以远眺日本海。但用东北话说，眼巴眼望，就是走出不去。隔着铁丝网就是中俄分界处的“土字牌”，两个俄罗斯士兵无精打采地坐在地上，腿上横着长枪，不时朝我们这边儿瞟过来几眼。

作为一名中国人，看着发源于自己境内的河流从别人的领土上流向大海，自己却无权走出去，能不着急吗？一位从吉林省科委退休的老专家多年在图们江流域奔波，他站在“土字牌”旁朝日本海方向久久凝望，然后回过头来，说：“图们江出海权不恢复，我死不甘心，等我死了就把我埋在这里吧！”

土字牌立于光绪十二年（年），是图们江下游划界的一个重要地标，负责办理这一事务的是清廷官员吴大澂。吴大澂是苏州人，同治年间的进士，金石学家，先后在陕甘、吉林、广东、河南、河北、山东和湖南等地任职，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省级交流干部。在吉林期间，他与吉林将军铭安一起，建立边防军队，修筑炮台，创建松花江和图们江水师营，同时设立招垦局，移民垦荒，推行实边政策，是开发东北边疆的功臣人物。

有一次，我去穆棱寻访中东铁路伊林老火车站旧址，在兴源镇偶然发现路边有一个指示牌，上书“吴大澂纪念馆”，于是兴冲冲赶了过去。这个纪念馆是当地人为纪念吴大澂在这一带兴边的功绩而设立的，可惜那一天纪念馆没有开放。但隔着玻璃窗可见正堂有一副对联：道秉中庸和平处事，家传孝弟安乐长年，横批：一卧沧江，落款：翁同龢。一个地方官，能由帝师给题词，可见此人威望之高。

旅行记忆

这次考察让我们了解了图们江流域的地理地貌和人文历史，同时也饱览了边境风光与风情，唯一感到遗憾的一件事是，到了长白山脚下却没能上去。杨大使对上山很感兴趣，我也希望能借他的光上去看看天池。杨大使对自己的年龄和身体有紧迫感，他私底下对我说：“如果这次上不了山，可能我这辈子都上不去了。”

杨大使向主办方提出了上山的愿望，但主办方表示为难，理由是上山的路不好走，需要事先联系等等，杨大使听后没有再坚持。现在想来，杨大使是个以事业为重的人，不善于考虑个人利益，再加上他是外交官出身，说话比较委婉。如果按照现在的通行做法，把上山作为参加会议的先决条件，主办方一定会做出安排的。据说现在举办会议请大人物光临都要付高昂的“出场费”，会后安排周边旅游更不在话下。杨大使的做法体现了老一辈人做人做事的风格，还有那个年代纯净的社会风气。

20多年后，我由于热衷户外活动，在一个金秋时节来到长白山脚下，沿着西坡的木栈道气喘吁吁爬到山顶。那天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雪后初晴，大气磅礴的天池美景一览无余地展现在眼前，多年的愿望得以实现，据说有人多次来都没能看见天池的真容。遗憾的是，杨大使于年以97岁的高龄过世，长白山天池成了他未竟的梦想。

这次图们江之行也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图们江下游地处偏远，在那个交通不发达的年代，去一次很难，会议主办方将行程委托给长春的一家旅行社，这家旅行社又两次转托，如同工程项目一样，层层转包，结果可想而知。

到珲春的第一天，专家们经过一路颠簸，舟车劳顿，人困马乏，本想好好休整一下，放松放松，哪成想，开饭时，辣白菜、桔梗、萝卜条上起来没完，最后是一盆米饭，外加一盆大酱汤，整桌不见半点荤腥，专家们面面相觑，当着主人的面，又不好说什么。这时，带队的陈教授脸上挂不住了，叫来导游，大声质问：“怎么回事？”小导游很委屈地说：“你们的经费有限，到我们手里就这么多，只能这么安排。”老陈有苦说不出，只见他以东北人的血性一拍桌子，大声说：“上菜，费用我出！”

返回长春后，得知回程机票没有落实。一番争吵后，旅行社给我们买到由吉林市飞往北京的机票，这意味着我们要先坐汽车从长春市赶往吉林市，再乘机。那时候的路况很差，公里的路程耗费了小半天的时间。一路上，专家们抱怨不断，一位来自韩国的专家说：“这是我第一次来图们江，也是最后一次。”来自《经济日报》的记者黄建纲愤愤不平：“这不行，我得反映一下。”

回到北京后，老黄写了一个“豆腐块”，登在《经济日报》头版，这下影响大了，据说吉林省政府领导看到后大为光火，要求追究责任。有关部门专程到报社解释、道歉，希望报社能想办法为他们消除影响，老黄建议他们可以写一个东西，登在报上。可能考虑面子或者会造成更大的影响，吉林方面没有采纳这个建议。

年夏，应东北师大袁树人教授的邀请，我又一次来到长春，参加“中国东北-东北亚经济合作国际研讨会”，并应邀作大会发言。会议地点还是南湖宾馆，会后主办方也组织代表进行了参观，包括德大禽业公司，我明显感到这次会议组织得比上次好，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新闻媒体的力量。

摘自刘文军游记《边缘旅行》（人民交通出版，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