珲春事件的历史背景

珲春地处中、朝、俄三国交界地带，是东北亚地区的几何中心。珲春东南与俄罗斯接壤，西南隔图们江与朝鲜相邻，从珲春南部的防川沿图们江而下，便可进入日本海，而图们江乃是中国从陆路进入日本海的唯一水上通道。如此优越的地理位置，珲春自然吸引了日本的注意力。

年12月，日本内阁制定了出兵中国延吉地区的计划，并拟定了间岛“督办厅”和“宪兵队”的编制（珲春所处的延边地区，日本、韩国称之为“间岛”）。日俄战争后，日本吞并朝鲜，蓄谋侵占中国东北，于年派兵占领间岛，强行设立军政机构。同年9月，日本朝鲜统监府间岛派出所在延边地区的龙井村非法成立，随后又在各重要地区分别设立了14个日本宪兵分遣所，所属武装人数达人。

日本的侵略行径，遭到了清政府的强烈反对，经过两年多交涉，日本不得不将其武装撤走，但日本仍然取得了一定收获，这就是宣统元年（）七月两国签订的《中日图们江满韩界务条款》（《间岛协约》）。条约中，日本承认间岛为中国领土，但享有在该地开商埠、设领事等特权；中国则允许韩国民众在此间居住从事耕作。

自年韩国完全沦为日本独占殖民地之后，纷乱多变的时局导致越来越多的朝鲜人避居延边一带。到上世纪二十年代，延边地区的朝鲜人达26万。年，受一战后欧洲和会主张各民族自决的影响，韩国爆发了争取国家独立的“三一运动”。年3月1日，韩国民众在孙秉熙等33人领导之下，向世界各国宣布“韩国之为独立国，韩国人之为自由民”。

对韩国民众争取民族自决、国家独立的行动，日本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三一运动”持续了近8个月，被杀害者多达4万余人。“三一运动”失败后，大批韩国流亡者潜匿在中朝俄三国边境地区，尤以吉林延边一带为多。

这些怀抱复国理想的韩国志士，组织成韩国独立军，在中朝俄三国边境的深山密林里开展武装斗争，不断发动对日本警察署和守备队的袭击。到年夏，延边已有10余支规模较大、武器较全的反日武装队伍，共有队员多人，拥有步枪余支，机关枪9挺和其他一些武器。据不完全统计，仅年，各地反日部队在中朝边境同日本军警交战过次。

日本侵略者视韩国独立军为“心腹之患”，急欲除之而后快。而珲春地方因其地势险要，日本一旦加以控制，则可以切断韩国独立军与外界的联系，并可以据此作为向西伯利亚、中国东北发展的根据地。但是日本一直未能获得出兵干涉的机会，只能暗中发展。

日本所等待的机会终于出现。年10月2日凌晨，有多人突然袭击珲春城，打死日本10多人，打伤10多人，并焚烧日本领事馆及日本人居住地，史称“珲春事件”。

韩党与俄人

李范奭（音誓）是朝鲜李氏王族的后裔，曾出任韩国独立后的第一任内阁总理兼国防部部长。他于年流亡中国，年从云南陆军讲武堂毕业，随后即在延边从事抗日斗争。在回忆录中，他对珲春事件的前后有着详实的描述：

“日本开始收买部分马贼，只要消灭独立军就给钱，连武器都提供。但独立军日益强大，日军需要出兵消灭独立军。日本为寻找出兵的借口，就制造了珲春事件。以部分马贼伪装成独立军，袭击珲春城的计划做好了：伪装的马贼要进城门时，日军就把城门打开，让他们进来，自己从另一个门撤出。接着，进城的马贼去袭击日本领事馆，破坏器物，造成事件以成为国际问题。

这个阴谋原来没打算完全破坏日本领事馆，消灭日本警察和日本人。这是用常识也可以理解的。日本人要马贼保守秘密，但马贼之间消息都是相通的。所以日本人给亲日派马贼的秘密指示，很快就由与我们有密切关系的正义派马贼给我们通风报信。

日本人按约定打开了城门，这时顺势涌进了一大批马贼，但这些马贼并不都是亲日派，其中混有许多反日派的。正义的马贼冲进城门后，把领事馆全部捣毁，把日本警察全消灭，领事馆官员的家属被全部杀光，领事馆地下室存有的一个战斗大队的五六百件武器，也被全部拿走，被关在领事馆的独立军爱国者也都放出来了。”

李范奭指出：“指挥这些反日马贼的人叫戴岩魁，是中国人。戴岩魁和我们独立军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他的夫人是位韩国妇女，非常爱祖国。戴岩魁那么积极地协助独立军的原因就在这里。”

外国传教士的描述与李范奭的回忆中，虽未提及韩国独立军，但韩国独立军也参与了行动。但韩国独立军的目标不是袭击日本领事馆，而是营救被囚的韩国反日志士。为营救狱中的志士，由徐相烈率领十名便服的韩国独立军士兵，混入中国马贼之中，在冲入珲春后直接攻击日本领事馆内的监狱，打倒看守，将80名反日志士从狱中营救出来。

日本领事馆被袭，日本人被杀，韩国志士被救，这就使得当时中国的舆论，将此次事件认定是韩国独立军所主导的行动。而事件背后复杂的参与者，则被忽视。

珲春事件最后的疑问，则是“俄人”。事件后中国报纸中屡屡可见有苏俄红军参与此次事件的报道：“据闻匪类中有俄人踪迹”“韩人得俄红党援助军火，由俄东海滨省之源渠河，乘夜潜入我国珲春境”“韩党大都由俄境内源渠河退却，均隶俄籍”。

当时中国舆论怀疑有苏俄背景参与此次事件，与苏俄当时所推行的对外战略有关。十月革命后，苏俄制定了推动亚洲各国革命、解放被压迫民族的“东方战略”，这自然吸引了各被压迫民族的注意力。年，朝鲜民族主义者就与苏维埃俄国有了接触。年4月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成立后，在寻求西方各国支持的同时，也积极向苏俄寻求援助。

年5月，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派代表韩馨权赴莫斯科，请求苏俄援助在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苏俄政府对此表现出最大热诚，答应给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提供万卢布的援助，并预先支付给韩馨权60万卢布。同年7月，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与苏俄政府签订两国同盟条约，条约中苏俄承诺支持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为谋取韩国独立而进行的斗争，并允许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西伯利亚训练和驻屯军队，并为之提供武器。

“珲春事件”发生后，当时舆论将受到苏俄支持的韩国独立军，视作珲春事件的主导者，自然会平添而出“俄人”夹杂其中的念头。在10月底延边五县所发电报中则称:“珲春肇事者，并无俄过激派。”

此时，珲春事件的参与者及事件过程可谓一目了然：被日本收买的马匪，准备侵袭珲春，但消息却被与韩国独立军有联系的反日中国马贼知悉。于是反日马贼（混有便衣的韩国光复军）也出动，与被日本收买的马匪一起袭击珲春。进城之后，被日本收买的马贼，在栽赃中国军队之外，不忘劫掠。大肆抢掠之后，还绑去中国肉票多人。

反日的中国马贼，则袭击日本领事馆，杀死日本人10多名。夹杂于马贼中的韩国独立军，则主要负责营救被关押狱中的反日志士。至于让当时舆论猜测不已的“俄人”，在此次事件中亦不存在。

珲春事件的处理

日本以珲春事件为借口，无视中国主权，于10月5日派兵经朝鲜进入中国，占领珲春城及附近各县。日军侵入中国境内后，对在华的20万韩国居民与学校教会，进行严格检查，凡查出与独立军有嫌疑者，则整个村落遭受杀戮。据韩国教徒安昌浩控诉：“此次日军焚毁韩人家宅0余户，烧毁教会学校21处，学校7处，残杀教徒2余名，华人余名。”

当时在珲春的加拿大传教士马丁，在日军暴行后立即乘坐一辆马车赶到杀人放火现场，用照相机拍下日军暴行，使国外媒体得到确凿资料，向世人揭露日寇的野蛮行径。据马丁的报告，仅10月31日一天，日军就烧毁龙井长岩洞附近36个村庄，“有一村中，共杀死居民人”。

在武力围剿的同时，日本加大压力，催促亲日的张作霖出兵会剿韩国独立军。日本也通过外交途径，逼迫当时的北洋政府同意日本出兵延吉剿灭韩国独立军。北洋政府则表示中国已经派出军队保护日侨，日本毋须出兵。对日军未经许可，擅自进入中国，并进驻延边各县，北洋政府则向日本提出严重抗议。

中国外交部部长颜惠庆，驻日公使胡维德等人，也屡次与日本方面交涉，表示中国政府绝不承认日本有自由出兵中国之权。而日军的进入与大肆杀戮，就连亲日的张作霖也无法接受。张作霖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本提出抗议，表示在中国领土上的韩国独立军，只能靠中国自己来处理。

日本无视中国主权，进军延边并杀戮平民的消息，很快传播到全国各地，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全国学联、上海学生会、东三省学生会、杭州学生会等，连连通电，要求政府对日强硬交涉。北京学生团体组织游行，散发传单，并向府院请愿。南京、山东等地学生则组成学生团，四处演讲珲春惨案，并号召抵制日货。全国各界联合会就日方出兵珲春提出严重警告，在京各界联合会推举代表，至外交部质问珲春案。吉林、江苏、浙江等地议会，也通电请求政府加以严重交涉。

北洋政府在与日本进行外交交涉的同时，也从奉天、吉林两省加派重兵至延吉各县，驱逐韩国独立军，以免落下口实。进而以中国军队可以维持秩序、保护日侨为理由，要求日本撤兵。而韩国独立军方面，为了不给中方造成麻烦，决定将军队迁向深山老林。年2月，经苏俄所属的远东共和国允许，韩国独立军进入西伯利亚南部休整，各派军队统一整编为高丽革命军，仍在中、韩、俄边境地区进行反日斗争，但进攻的势头已趋减弱。

到年末，在北洋政府一再交涉下，日本虽答应撤兵，却坚决不肯撤除非法设置的日本警察署。日本明为驻扎警察，实为派遣军事联络员，并分别驻在珲春、六道沟、头道沟等要害地，使该地区处在日本警察的监视和管辖之下，也使中国延边地区随时面临日本的军事干涉的危险，为未来日本进一步侵略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