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透视：文艺评论在迷失中腐化

前在《一生―――吴祖光回忆录》首发研讨会上，戏剧家黄宗江赞美了吴祖光敢说真话的精神，并沉痛地发出感慨：“惋惜呀，自祖光去世，文化界便少有敢说真话的人了。即使像王蒙、邵燕祥这些自认为敢说真话的人，如今也金口难开。即使说句真话，也要云里雾里绕上几道弯，这还未必能将意思表达清晰。

这样的报导在媒体上已屡见不鲜。在文学艺术和图书出版日渐繁华的今天，正如其实不缺少作品一样，中国其实不缺评论家。但面对愈来愈多的作品、作家和作品研讨会，漫天飞舞的是朋友式批评、赞歌式批评、圈子批评、棍子批评、炒作批评、红包批评等“伪批评”。评论家们纷纭失语或是众口一词，全部圈子一团和气，文艺评论早已在迷失中腐化，评论早已没有真实可言。

一个时期，如果听不到真实的批评，耳闻目睹的是被吹捧、被阿谀、被奉迎的巧言令色，这类环境之下能培养出真正的作家、艺术家吗？大师与经典如何产生？我们不由要问：十年乃至数十年以后，还有几个人值得尊重、还有几部作品值得浏览？

文艺评论非正常现象面面观

?现象1：在红包上写书评，被金钱豢养的评论

在一次艺术研讨会上，与会者们不谋而合地提到：在正常的文艺评论中，出现了一个不正常、却十分普遍的现象――被金钱豢养的评论，某些评论人的学术操守正在散失。每每新作面世，吹鼓手们便应运而生。评论者夸大其词，极尽能势，说到极端。字里行间、段落行文，总时时显现孔方兄的魅影，莫说圈里人，就是普通受众恐怕也能猜想出笔墨背后的故事。

而央视《读书时间》2004年第一期节目中，两位书评人黄集伟和宋文京也谈到一个话题：现在的书评，既不见一刀见血，也不见由衷赞美；不说还清楚，一说更胡涂。现在的书评人，只要具有知名度，善于用褒义词就可以当。黄集伟还提出一种形象的说法：“在红包上写书评”。

今年8月，在上海书展的一次讨论会上，复旦的几位知名人文教授毫不讳言自己曾接受过出版商约请，请吃饭，再塞个红包，因而情面难却之下，也只有写文章加以吹捧。或某位学者恰好与作者很熟，为朋友说说话在中国的人情文化里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学者尚且如此，可以想见全部文艺界的状态。

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副研究员宋宝珍将上述现象总结为：“评论者找到卖点，加入贩卖作品的合唱，给受众提供的是浅显的刺激消费的信息量，乃至就是广告。”

这类由“票子”换来的“评论”，又怎能实现引领、提升受众鉴赏、审美水平的作用？

?现象2：光盯着女作家的皮肉看，不关注作品

今年7月26日，在上海举行的虹影新作《绿袖子》研讨会上，评论家王鸿生这样说：参加女作家的讨论会每次都感到心情很矛盾，中国上世纪50年代的女作家现在已苍老不堪，有一次我在电视上看到毕淑敏吓了一跳，10几年过去，她成了老太太了。60年代出身的我认识的，如林白、海男、陈染，仔细1打量，我觉得很残暴，她们已基本上被耗尽、吞噬。所以在面对这样一些作者说一些批评的话就觉得非常不忍，但是如果说一些捧场的话，我觉得又很没有意思……

此言1出，被指名道姓的女作家们顿时炸开了锅，林白、海男、毕淑敏、雪静等5六十年代的女作家因而剧烈反应。毕淑敏说，“我是50年代出身的人，依照中国的传统来讲，可以称为‘老太太’了。我老了，是客观事实，我也能安然地接受，但不管我多么老，我想都没必要对我不忍心批评，也不应当影响文学评论家的评论。对作家的文学作品进行评论是文学评论家的所在，那是一件很敬业、很严肃的工作，我尊重他们。至于作家作品以外的年龄呀长相呀甚么，不应当是评论家的评论范围。”

作家又不是影艺界人士，长相的美丑与皱纹得深浅跟评论家的专业评论会有甚么关系？这是当代文学评论的最大闹剧。

现象3：批评缺席作品研讨会

一次在山东青岛召开的王蒙作品研讨会上，与会者纷纭大唱颂歌而几乎没有批评的声音，乃至还有一些人离开作品大谈特谈与王蒙多年的私情进程。好在王蒙还算很苏醒，他向与白癜风的症状及治疗会者作如是恳求：“我希望听听各位专家、朋友乃至是批评者对我作品的一个解读，乃至对我个人的解读。这类解读固然包括了遗憾与批评……我觉得生活中有一些非文学的因素会使作品‘增值’……”。

其实纵观大大小小的作品研讨会，我们会发现：作品研讨会的举行，一般与作者的知名度和作品的价值没有直接的关系，而是与作者的个人身分、地位和“本事”有更多的关系。由于开作品研讨会需要钱，而且是数目不小的钱。一般来说，没有一二十万元钱是开不了一个作品研讨会的。要是召开一个像样的、有档次的、有规格的和有媒体炒作效应的研讨会，少则要花四五十万元，多则要花七八十万元或上百万元。

一旦知道了一个作品研讨会的诞生条件与生成进程，预会的批评家们即使有再“坚固”的心也会渐渐“软化”了。毕竟吃了人家的饭、拿了人家的钱和享受了人家提供的各种服务以后，再看不惯的事情和场面，也只得含笑以待或一笑了之。而这样的结果是，即使有一些作者想真心听一听批评家们对作品的得失分析与好歹评判，也几近成了不可能。听到的只有口是心非的好话和违心的溢美之辞。

现象4：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批评实为炒作

近年来，王朔、余杰式的骂派“酷评”一度被炒得火热，从《余秋雨批评》、《知识分子批评》到《无知者无畏》、《10作家批评书》……这类文化批评都遵守着一种操作策略：“热门”加“批评”。从它们选择的针对对象来看：鲁迅、余秋雨、王蒙、王朔、苏童、金庸……无一不是知名度高、影响深远的文化大腕。选择这些以往都被当作文化偶像加以膜拜的大腕作为批评对象，本身就是很能吸引大众的眼球与关注。更何况，他们又都普遍采取的一个颇让人触目惊心的手段：“批评”。

这些人借用高不可攀的文化标准、艺术标准，采用疾风暴雨式的“批评”手法，拼命去摧毁那些文化偶像的地位，明显是出于自我成名的急切和没法获得更高成绩的焦虑。在“批评”加“热门”的操作策略中，无论是从原始动机、运行模式还是从终究获益来看，你不能不承认，这样的行动是最容易洗脱干系，最容易使人尽快成名或向偶像的位置进发。他们的“批评”是一种异常高明的“炒作”。

解读：当下文艺评论何以迷失？

文艺评论界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有多方面的因素，文艺评论的泛化、评论家职业操守的丧失、批评规则的丧失、社会环境的日趋功利化、商业炒作和媒体的推波助澜等无疑是主要的缘由。

?1、文艺评论泛化为文化评论。随着纯文学位置的不断下落，评论家常常不坚守自己的“园地”而“越位”到其他领域。股票、房地产、出国淘金、法律援助、义务教育――在这些话题之间，诗的平平仄仄或小说中某一个人物性格的丰富与否就显得不那末重要了。因而学者们另辟蹊径，寻觅到了“文化批评”这一新的武器和工具。批评者们有意无意地将“文化批评”的外延无穷扩大，大而化之，不论甚么，只要站在所谓“文化”的立场上，都有了言说的理由。结果评论家迷失了，对自己份内之事反而没法顾及。

?2、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评论家愈来愈现实，批评因而浮躁。在变革深入的新世纪，思想的解放，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加上种种诱惑，使文学理论工作者浮躁不安，难于真正静心认真进行学术思索。因而在市场经济的冲击和“怎样都行”的后现代观念的浸染下，评论家大都根据实际需要建构自己的批评观念和批评模式。一些文学理论工作者开始从关汉卿转向了电视剧场，从《西厢记》转向了侦探小说，从高雅艺术转向了通俗读治疗白癜风的最新方法物；另外一些批评家则放弃了诗歌和小说而进入广告、时装表演和体育竞赛的研究。反正只要来钱，一切都好说！实际上，目前批评界的人们不缺少独树一帜的勇气，所缺少的是老老实实、自甘孤单的耐心与坚持不懈的探索精神。

?3、批评规则的丧失。文艺评论必须建立在一定审美趣味和艺术趣味的标准上，努力探访和揭露文学文本中所蕴涵的普遍规律和真谛，以作出正确的评价，上升为理性的认识。但现在的文艺评论是日趋主观化、随便化，“怎样都行”。体制化、规范化、科学化对文艺批评已毫无意义。经过文艺实践验证的艺术规律仿佛不复存在。谁都可以言说，怎样言说都行，没有任何条条框框，没有任何束缚。文艺评论还严重地“遭到非作品的干扰”，诸如身份、地位、性别标准，而艺术性、审美性反而不是文艺批评的取舍标准。

?4、大众传媒的媚俗化推波助澜。福建社科院副院长、评论家南帆认为，文学批评的迷失，大众传媒是一个罪魁。首先，种种文娱项目瓜分了传统的文学受众，在流行歌排行榜、明星绯闻、主持人畅销书与欢乐总动员的欢笑之余，文学批评只能算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角色。这类状态无疑从另一方面削弱了文学批评家的积极性。另外，传媒批评锋利泼辣、通俗易懂、反应迅捷，这是优势，但是，这类批评也常常流于浮浅，蜻蜓点水，缺少开阔的理论视野和深思熟虑，更多的是一时的个人感想。如果偏狭的个人好恶、门户之见乃至受人之托的人情关系加入其中，大众传媒的批评就更容易夹进私货。

众说纷纭文艺评论者的角色与

★周恩来总理曾把文艺工作者比作“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说：“文艺工作者，作为灵魂工程师要使人们在艺术欣赏里遭到鼓舞，遭到鼓励。”★艺术工作者宋玉珍用“清、寂”来表述评论家的品格，其中“清”就是要清正为人，不因“票子”的引导而乱抬“肩舆”或乱打“棒子”；“寂”就是要守得住孤单，由于评论工作常常没有聚光灯照着，没有鲜花和掌声。

★文艺评论家萧云儒认为：“评论家要有社会道德和职业操守，要对民族负责，如果对一切作品都说好，还何谈职业操守？”★文艺评论家何西来认为，文艺评论家需要有职业操守，也就是孟夫子说的“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精神。他说“环境有变化，关键在本身。文艺评论有了这一条，就有了生存之地！”

★学者相南翔认为，文艺批评中的锐气、豪情、对峙与争吵都是必须的。像王朔的骂仗式批评，文坛上也可以有一点，但必须避开炒作的成份，而且不宜大轰大放，由于它升级到一定程度就会转化为人身攻击，而缺少文艺批评所应有的客观、冷静、温和、深入。

★IP地址为202.99.23的友：文艺的繁华，健康地发展，需要独立的评论家!

确切如此，文艺评论是心灵事业，一个真正的评论家，首先需要有良好的品行操守。文艺评论需要耐得住孤单守得住清贫的具有独立思想意识的批评家，能够永久站在自由和批评的立场上，不断发出自己的真实声音。因此任何时候，作家和批评家之间都应当保持必要的距离和警觉。否则，相互之间就会出现过于客气、盲目吹捧和妄加赞美的不良现象，创作因此会遭到伤害，批评也随之走向衰败。评论家还要有被好作品感动的能力，同时也要有讨厌坏作品的能力。只有真正具有这两种能力，才能实现与批评对象之间进行精神上的有效碰撞与实质对话，也才能保证独立的批评与批评的品质。如果一个批评家的“趣味”出了问题，乃至为了一个红包而进行“批评”，那他的任何文字都是可疑的乃至是下作的。批评家的天职原是消除文化垃圾，扬善惩劣，如果反其道而行之，那文艺评论还有甚么前途？

希望文艺批评者坚守自己的精神立场，坚守自己的职业操守，安下心来，根据文艺评论的规则和规律，对当下的文艺创作乃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予以关注，并进行及时、尖锐的批评，从而增进文学创作和提高国民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