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4月1日,天津城内突然冒出个招募劳工的“大东公司”,成立之初便在华北地区遍打广告,广告词颇具诱惑力:想发财,入满洲!众多不明底细且饥寒交迫的中国百姓看罢广告纷纷议论,兵荒马乱的年月,有活干、给饭吃、拿工钱,而今还有这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于是,成千上万抱着“混口饭吃”、“发家致富”念想的中国贫民纷纷报名,被塞进闷罐车里奔赴他们陌生而神秘的东北,尽管心中隐隐有不祥之感,但无人想到,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此行将有去无回,火车抵达的终点站,竟是埋葬他们的集体坟墓!

为日军服苦役的大批中国劳工(张松翻拍)

17处要塞,沾满中国劳工的血与泪

这“大东公司”来头可不小,有日本军方背景,幕后操盘手是关东军秘密警察头子甘粕正彦。此人军衔不高却手眼通天,连岸信介、石原莞尔、东条英机、古海忠之、板垣征四郎等日本政要都得给他几分面子,因此,他主局的“大东公司”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甘粕正彦打着“大东公司”的幌子,四处蒙哄威逼,几年内就将上百万“中国苦力”发配到东北腹地。据统计,年有44万人,年有40万人,到年约为49.23万人,先后进入伪满国服苦役,他们累死、病死、被打死、毒死、射杀,其中一些人还被送上部队的手术台做活体解剖,死相惨不忍睹。

最令人惊诧的是,甘粕正彦为凑足苦力人数,连为日本主子卖命的伪军都不放过!如伪军冀东保安补充队,因日本人担心这支伪军哗变,于年冬以换枪为名,将其全部缴械,交给了大东公司,押运到吉林省丰满修水电站。这支伪军共约人,大部分人被折磨而死,日本投降时,仅几人幸存。

百万劳工主要的服役地是位于中苏、中蒙边境地区,由日本关东军秘密修筑的军事要塞。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为巩固其统治,并伺机进攻苏联,在黑龙江省沿中苏、中蒙边境修筑了大量的军事要塞。年至年,关东军历时十余年,在东起吉林省珲春,中部经黑龙江省中苏边境,西至海拉尔和阿尔山的公里边境地带,修筑了17处要塞,要塞群相加约公里,共有8万个永备工事。这些要塞是:虎头要塞、东宁要塞、瑷珲要塞、黑河要塞、富锦要塞、凤翔要塞、庙岭要塞、绥芬河要塞、半截河要塞、海拉尔要塞、鹿鸣台要塞、观月台要塞、法别拉要塞、乌奴尔要塞、阿尔山要塞、(珲春)五家子要塞和霍尔莫津要塞。此外,日军还建了数以千计的永久性地下仓库、电站、通信枢纽部、给水站等附属军事设施,大量二、三线一般阵地和野战阵地及军用机场、军用铁路和公路,工程巨大,这是日本关东军用百万劳工的生命换来的军事工程。

中国劳工的累累白骨令大东公司赚得盘满钵满,为奖励甘粕正彦,关东军将热河金矿赠予他,甘粕正彦在伪满洲国始终生活奢侈,花钱如流水,这些钱,沾满了中国劳工的血与泪!

当年中国劳工在今黑龙江虎头要塞挖掘的战壕(张松摄)

虎头要塞,中国劳工的“人间地狱”

日本关东军修筑的以虎头要塞为代表的17处军事要塞,无异中国劳工的“人间地狱”!几十年后,某幸存民工回忆当年惨景,还清晰记得一个穷凶极恶的日本兵对他的猖狂咆哮:“你们中国人都不是人,你们中国人统统死了行!”

石兰福老人是吉林农安县黄鱼圈乡八里营子村人,他19岁那年,一群日伪警察找上门,说现在缺劳工,必须马上走。石兰福恳求说自己上有多病的父母,下有年幼的弟妹,一家的生活重担都压在自己身上,能否免行?话未说完,即被严词拒绝。村里几个抗拒服役的中年汉子,被蛮不讲理的伪警察抽得满体打滚、遍体鳞伤,不得不从。村中成年男子多人几乎被全部抓走,很快,留守的老弱妇孺就将惨对丧子之悲、失父之哀、亡夫之痛。

石兰福等人被满满登登地塞进一闷罐车里,像罐头里的沙丁鱼。这车晃晃荡荡、走走停停,车厢封闭不见阳光,且空气污浊连喘口气都费劲,有体弱者挺不住,呕吐不停乃至大小便失禁,车内一时腥臊恶臭,令人不堪忍受。闷罐车内的环境十分恶劣,一些劳工不等到达目的地,便一命呜呼。这在劳工中产生了巨大恐慌,因为谁也不知道自己明天是否还健在?有时一觉醒来,身边的同伴就变“凉”了,好端端一大活人转眼成了死尸……这“死亡之旅”不知让多少人时刻心惊肉跳,有意志薄弱者被吓得神经失常!

历经八个昼夜的途中折腾,石兰福等人终于到达了今黑龙江省虎林市附近的一个偏僻边陲小镇:虎头镇。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将在这里为关东军修筑规模巨大的虎头要塞,并在此走完生命中的最后旅程。

在虎头要塞服役的中国劳工使用的“劳工证”(张松摄)

追忆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至今仍强烈刺激石兰福记忆神经的一个字眼,是:饿!饿得头昏眼花,饿得天旋地转,饿得人似乎什么都敢吃,饿得你几乎失去了感觉与思维。以至于从虎林要塞死里逃生后,石兰福看淡了生死,耳闻亲朋晚辈、街坊邻居的生活牢骚,他会下意识地脱口而出:“知足吧!你还是没‘饿’着!”

那是怎样一种“饿”呢?石兰福描述道:“我们那时候的三顿饭是早晚一勺粥,中午一个鸡蛋大小的窝窝头。鸡蛋大小的窝窝头还有眼儿,配上一小块咸菜,两口就吃完了。早晨的粥还稍微干一点,到了晚上,尽管干了一天活精疲力尽,但捧着碗去盛粥的时候,手一定不能发抖,手一抖,一勺粥就能撒出半勺去,因为实在是太稀了!粥是小米熬的,里面还有大半是谷子壳。”吃完饭,石兰福就躺在煤堆上,饿得浑身虚软,一点动的力气都没有。

在极度饥饿中,为了活下去,石兰福想了不少办法。一次,他偷了一些压缩饼干,一块一块的都很小,包得很结实。结果他还没吃到嘴里,就被一个给侵华日军当翻译的汉奸发现了,当场挨了一顿打。可能是因为他当时年纪小,营养不良长得也瘦弱,所以汉奸打了他一顿之后,就把他放了,而从那以后,他再不敢想仓库里的那些食物了,每天只好忍饥挨饿硬挺着。

石兰福的运气还算好的,因为他年纪小,身单力薄干不了重体力活,被安排烧炉子,这三顿象征性的饭食虽然吃不饱,但还能勉强维持。而那些干重体力活的青壮年,也给这么点食物,用不了几天,便会出现一司空见惯的场景:上午“站”着走出,晚上“横”着抬回。“不是虎林要塞缺粮食,粮食足足的,我们待的地方有好多仓库,里面装的都是粮食、豆饼、饼干等,但这都不是给中国人吃的。”石兰福说。

熬过了艰难的白天,宁静的夜晚却更加难熬。石兰福和多同乡住在两个屋里,屋里是两铺火炕,南边的火炕连着煮粥的炉子,一天还能烧两次,暖和点,北边的炕常年不烧火。“虎林那地方冷呀,晴天都能下大雪,我挤不到南炕上,就只能睡北炕,躺到炕上,全身都冻得抽筋!在虎林的7个月里,我的关节都被冻坏了,这些年总是浑身疼,打针吃药也不见好转。”石兰福说,就算冻死也不能起来动动热热身,因为日本人对中国劳工管束极严,干什么工作就只能待在什么地方,不能乱走,晚上该上炕的时间,不管炕有多凉,躺下就不能随便起来。

石兰福们睡凉炕再遭罪,毕竟还有能对付一宿的炕,条件还算不错的,更多被押送到虎林要塞的中国劳工,基本就是“风餐露宿”了,过着野人不如的生活。他们住的是用苇席或茅草搭起来的棚子,十分简陋。一般是在工地旁铺个席棚子,一个席棚子住多人,大铺上面再铺一层草帘子,这就是“家”了。夏天,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被子湿的没法用,加上蚊虫叮咬根本无法睡觉。大多数劳工身上长疥疮,浑身流脓水。冬天,工棚子里如同冰窟,在零下三四十度的气温下,冻的劳工无法栖身。日本人从来不给劳工不发衣服,有的人从家里带来的衣服穿坏了,只能用水泥袋子裹在身上御寒,天冷时身上冻得青一块、紫一块。

劳工的伙食一般为粗制的高粱米、玉米面粥或苞米面掺橡子面的窝头,又苦又涩,咸盐水泡黄豆就是菜,且数量不足,劳工们饥饿难耐,不得不吃野菜甚至偷喂马的豆饼吃。不过,在如此苛刻的非人待遇下,有些劳工居然吃到了做梦也想不到的“面包”!千万不要误以为日本人发了善心,因为那些面包是馊的、烂的、过期的、甚至有毒的,这些面包吃下去,肚子暂时不那么饿了,但很可能命就没了。有什么办法呢?吃毒食死还是被饿死,早死还是晚死?命悬一线,别无选择。

吃得连牲口都不如,每天却要干牲口都受不了的重体力活,何以为继?劳工梁德云回忆,他们每天早上天一亮就得起来干活,一直干到天黑,一天要干十三四个小时的活。当时干活没有工具,用的是日军的军用小铁锹。铁锹没开刃,不尖、不滑、把又短,挖战壕根本挖不动,就得挨打。挖到三至五米以后,就有了大铁锹,挖出来的土还得自己背出来。

来自山东莱阳的吕良玉说,他们干活同煤矿一样,两人一组,一个把钎子,一个打锤,在石头上打炮眼,装炸药。工人每天两班倒,吃饭都在洞里吃,一干就12小时。有一次一个工人太累了,一锤下去打漏了,差点把钎子打在人的头上!

在虎头要塞服役的中国劳工使用的粗陋的劳动工具(张松摄)

虐杀无人性,庆功宴转眼血流成河

如今走访日本关东军在中苏、中蒙边境修筑的这17座军事要塞,难以统计的“劳工坟”与“万人坑”触目皆是。如,东宁军事要塞是亚洲最大的军事要塞,当年至少有17万名中国劳工被强制在此地施工。由于劳动、生活条件非常恶劣,加上日军的残酷迫害,造成十几万劳工死亡,很多人死后被日军毁尸,尸骨无存。

余盛怀是虎林县迎春机械厂离休工人,于年被日军抓丁修虎头地下要塞,他见证了日军对劳工的残忍暴行:“日军利用伪警察看着我们,每天要从早六点干到晚六点,他们还将修山洞的劳工的右眼眉刮掉。劳工居住地环境异常恶劣,仅距山洞一里地的地方就是我们住的地方,四周被日军拉上电网。我们的食物是苞米面、冻萝卜,日军不会让劳工吃饱,而且经常毒打我们。”

干得是牛马活,吃得是猪狗食,无数劳工纷纷病倒,对中国劳工而言,生病等同宣判死亡。日本人对患病劳工只有一个字:杀!打毒针扎死,扔河里淹死,人还没断气,便就地活埋,拖出去喂狼狗!

劳工李志云提起往事,恨恨连声。他控诉说,由于日本人只让工人干活却不给发工资,一天中午,劳工们将日本人围了起来,要讨个公道,日本人害怕事态闹大,就运来四卡车荷枪实弹的士兵,抓走了不少劳工。第二天,一个带头闹事的劳工被日军五花大绑地推了出来,让他站在粉碎机上,然后勒令其他劳工每人上去打他一顿,可都是中国人,怎么能下得去手呢?狠毒的日本人就捏着他的鼻子用沥青壶往他的嘴里灌沥青,此人肚腹迅速膨胀,很快就被“憋”死了。

过了一天,日本人又将其余的闹事劳工全部集中起来站成一排,从中拉出两名劳工,将劳工两只脚用绳子绑上,系在马身上,日本人举起战刀在马眼前一晃,马被惊得使劲跑,两名劳工的头被坚硬的地面、乱石碰得脑浆迸裂,一路惨叫不绝,就这样被惊马活活拖死了。剩下的劳工,则被日本人扔到河沿上,浇上汽油活活烧死!

“日军枪杀中国劳工”油画(张松翻拍)

年虎头要塞的猛虎山工事完工后,日军以召开“庆功会”为名,将几千名中国战俘和劳工集中在猛虎山西麓的猛虎谷中,乘中国战俘和劳工埋头吃饭之际,用重机枪猛扫,瞬间血流成河!狂扫乱射后还不算完,唯恐中国劳工死不绝,日本兵还上前挨个补刀,确保中国人死得干干净净,永远保住他们的罪恶与秘密。一个当时在屠杀现场的日本退伍老兵回忆说,有机警的中国人感觉苗头不对,以出去“方便一下”的理由想趁机脱身,被日本兵连踢带打,粗暴地拽了回来。时隔多年,这名日本老兵仍难忘一个令他始终不解其意的“刺痛”声音:一个预感死期将至的中国人对周围同胞突然喊道:“咱们‘瓶’(拼)了吧!”话音刚落,周围树林里探出的黑洞洞的枪口便喷出道道火舌,成群的中国劳工像被割到的庄稼,纷纷倒毙在阴风惨荡的山谷中。

虎头要塞博物馆陈列的日军当年扫射中国劳工的机关枪(张松摄)

特别运送,中国劳工惨成部队实验品

在以虎头要塞为代表的17处军事要塞中,有数千中国人被日本关东军“特别运送”到臭名昭著的部队,沦为手术台上的实验品。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在中国东北实行殖民统治时期,在日军部队的罪恶史中,尤为令人发指的是他们利用数以千计的活人,做惨无人道的细菌活体实验,进行各种细菌武器的研究、制造、试验、直至实施细菌作战。进行细菌实验的大量活体人材料都是中国平民、劳工、战俘及国际抗日友人,关东军司令植田谦吉等人经过秘密策划,实施此项“特别运送”计划。

日本七三一部队残杀中国劳工使用的手术器材(张松摄)

在虎头要塞博物馆内,陈列着这样一份“特别运送受害者名单”,这其中有警察,如李厚彬:男,年6月29日出生于安东省安东县九连城村,先后在虎头独木河警察署、倒木沟警察署、亮子警察署、密山警察队和平阳镇警察队任警尉等职。有普通百姓,如:原美臻(职业饭店主)、董殿全(职业农民)、矫吉明(职业劳工)、段凤楼(职业鞋店主)、李宝成(职业马车夫)。还有一批人,被日本人认定为“苏联间谍”:如国恩章:别名国高,原籍山东省掖县过西村,当年()年32岁,独身,年被发展为秘密情报人员;安鸿勋:男,无固定职业,年11月被虎头村西顺街名远春饭店厨师国恩章发展为苏联谍报员;张振起:别名张老窝,工作名伊万,男,时年37岁,原籍山东省即墨县蛮家兰屯,职业炊事员,秘密身份是苏联谍报员,年7月加入苏联谍报组织;刘世杰:别名冠英,男,时年38岁,原籍吉林省永吉县城内,年10月由苏联谍报员黄兆珠发展成为谍报员。这些人被“特别运送”到部队后,惨遭血腥虐杀。

生者寥寥,幸存劳工要求日本政府赔偿

被日军抓到边境要塞的百万中国劳工,基本有去无回。在要塞的绝密工程完工后,参与修筑的劳工都大部分被日军秘密处死,仅有少数劳工侥幸脱逃。

年关东军退败的时候,将与要塞群有关的历史资料尽数焚毁,企图掩盖其修筑要塞时犯下的累累罪行。战后日本军国主义始终否认侵略暴行,至今日本未公开一张要塞图纸、一份要塞修筑档案,也没有公布一份劳工名单,对强征和屠杀战俘劳工更是百般抵赖,所有的地下要塞工程均成谜。

年过八旬石兰福老人表示,在当初被日伪警察抓去当劳工的多同乡中,他是最年轻的一个,也是目前唯一在世的那段悲惨历史的见证人,他呼吁日本政府向那些死难的中国劳工赔礼道歉,对曾强加于他的身心迫害予以补偿!

在黑龙江虎头要塞挖出的中国劳工的累累遗骨(张松翻拍)

张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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